上海作为中国城镇化的前沿地区，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城乡空间急剧扩张。2014年底达到3 124k㎡（庄少勤，2015），已接近《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中确定的2020年3 226k㎡指标，其中780k㎡建设用地位于集中建设区外的乡村地区（王沛，等，2016）。同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本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4〕14号） 提出到2020年上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规划范围目标内，重点对集中建设区外建设用地进行减量优化。在郊区县集建区外的乡村地区，现状建设用地绝大部分为农民宅基地（约占42.5%） 和低效工业用地（约占26.6%），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布局零散，基础设施配套不全（钱家潍，等，2015）。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在土地资源硬约束下，提出建设用地“负增长”目标，要求乡村地区建设用地减量近一半，实现空间优化。
乡村地区用地减量与空间优化的方法研究，主要形成了两个阶段特点。第一个阶段主要是1980年代，针对郊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以“三个集中”、“重点建设”为主的空间优化策略（张长兔，等，1999；张水清、杜德斌，2001）。1985年，上海市土地局和农委等部门提出城市化的“三集中”模式：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城镇集中，并首先在当时的松江县（今松江区） 进行了实践。在取得了成功经验后，1993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将“三集中”正式确立为指导郊区农村城镇化的基本方针，在其它区县加以推广（邹兵，2000）。上海郊区“苏南模式”的乡镇工业发展，导致工业园区遍地开花，近50 000个自然村，平均人口90人，自然村分布多、乱、散的问题（张长兔，等，1999），学者们提出上海郊区的发展应由“均衡发展”转向“重点建设”（邹兵， 2000；张水清， 杜德斌，2001），并提出新城建设、中心镇建设、中心村建设模式，促进乡镇工业向中小城市工业园区即市级、区县级、中心镇工业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与中心村集中（张水清，杜德斌，2001）。此后，一方面，大量研究针对中心村布点与建设模式展开；一方面，实施农民居住集中安置的探索。第二阶段，伴随上海市规划、国土管理机构调整，面向土地资源的盘整与乡村“减量化”，建立城乡用地增加挂钩机制，推进乡村地区“规土合一”，以街镇为单元推行郊野单元规划。2010年，上海市农委等制定《关于本市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推进农民宅基地置换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农民宅基地置换和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及节余建设用地开发组建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缩减乡村地区建设用地。2012年底，上海开始推出郊野单元规划，对低效现状建设用地的减量化进行试点。2013年试行了年度用地计划与“减量化”挂钩机制。2014 年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本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若干意见》，2015年上海市规划国土资源局等四局委联合发布《关于本市推进实施“198”区域减量化的指导意见》，明确坚持集建区外减量化和集建区内增量挂钩的做法，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编制实施郊野单元规划，推动集中建设区外的现状工业用地减量化，重点实施生态修复和整理复垦。2014年，上海市规土局确定了需要编制郊野单元规划的重点街镇，相关工作开始在全市展开（管韬萍，等，2013；钱家潍，等，2015）。郊野单元规划涵盖耕地、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宅基地迁并与农民集中居住引导，经营性建设用地引导与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能级。
从改变“均衡布局”的“三个集中”、“重点发展”到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的郊野单元规划，对乡村地区空间优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三个集中”、“重点发展”策略，并未直接与具体空间相对应，集聚和重点发展的空间不明确，从而导致新的集聚带来新的空间布局不合理的问题。而郊野单元规划以街镇为主要载体，囿于行政范围，并未形成乡村地区空间上整体考量，在引导乡村空间优化上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结合《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的编制与实证研究，有必要在减量化要求下，整合已有资源集中与重点发展、规土合一与综合整治的思想，同时结合上海近郊乡村区位特征与发展趋势，以区（县） 乡村空间为单位进行整体考量，探寻能有效指导乡村地区空间减量与转型发展的策略与方法。
上海市全市总面积6 340.5k㎡，由16个市辖区组成，嘉定区位于上海市西北部，与江苏省昆山市和太仓市相接，距离市中心约30km（图1）。嘉定区全域面积463.2k㎡，其中集建区以外的乡村地区覆盖七镇两区，涉及146个行政村，2007个村民小组，乡村居民点37k㎡，占总用地面积的8.0%，户数约8.5万。
图1 嘉定乡村地区在上海的区位
Fig.1 Location of Jiading rural area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
嘉定作为上海近郊区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区域，2016年现状建设用地接近280k㎡，超过嘉定区2020年规划建设用地268k㎡，同时近一半用地位于集建区外的乡村地区，按照土地规划利用要求，要实现近四成的乡村居民点、六成乡镇工业用地减缩，是上海控制建设用地低效增长和空间优化的重点区域。2014年上海市建设用地减量化总任务量为1 297h㎡，实际立项规模为869.4h㎡，完成验收150.34h㎡，全年减量任务完成度为11.59%。其中，嘉定区立项响应居区县之首，占全市立项审批总量的30%，但验收完成实施情况仅为五分之一（图2）。乡村地区减量化推进难度较大，其深层次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图2 2014 年上海市各区县建设用地减量化实施情况
Fig.2 Status of reduction implantation of all districts of Shanghai in 2014
资料来源：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专题之四，2016，根据其数据整理绘制.
嘉定区减量化实施中工业用地占比很高。以2014年为例，减量化用地合计185h㎡，其中工业用地占比81%。被减量的工业多为村集体土地上的私人企业。在减量化之前，村集体可以获得土地租金收入，每年15万—30万/h㎡ （1万—2万元/亩）（根据土流网2017年数据整理）。而随企业拆迁，村集体得不到经济赔偿，企业本身租用土地，也得不到征地补偿（陈光谱，2016），工业减量直接导致村级经济可支配收入减少。同时，减量化也带来当地居民就业压力。目前，嘉定乡村地区工业企业多为小微企业，集中在汽车零部件、新型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2013年嘉定区农村登记人口99.6万，占七成的外来人口，在工厂打工为主。在实施乡村地区减量化过程中，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加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防止乡村地区的衰落。
嘉定乡村空间形态分散，农居点“散、小、多”，难以适应整体拆迁、“一刀切”的减量化措施，需要整体性、差异化的村庄建设引导。同时，过度分散，导致乡村道路、自来水、广电、通讯、环卫等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建设成本高、到位难、使用率低；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也因此缺失、简陋，村民生活质量不高。乡村设施完善、人居改善，实现振兴的“加法”与进行土地资源整合“减法”中，仍存在较大矛盾。
嘉定乡村地区工业用地产权构成复杂，包括市、区、镇和村集体产权，减量动迁过程中交涉难度大、时间长、耗费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负担重，加大了实施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的难度。乡村居民点在相对明确的产权下，减量化实施相对容易。对于农民来说，虽然在减量化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从不完全产权的宅基地变成拥有完整产权的住房，居住条件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也有提升，农民的拆迁意愿较为强烈（郭旭，田莉，2016）。
上海提出“全球城市”建设目标，乡村地区空间优化和人居环境改善，是保障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同时新城市发展目标，也带来对乡村地区的减量化与空间优化的新要求。
上海面向全球城市建设，从更加开放协调的视角，谋划全球城市地区交通一体化格局。通过高/快速公路、轨道交通网络建设与完善，构建以上海为引领的“网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高度城镇化发展地区。城乡节点时空距离将逐步被压缩，由传统行政等级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势将进一步弱化，网络上的节点将拥有公平的竞争与发展机会（图3）。乡村地区如果能积极谋划好骨干路网、公共交通与高等级网络节点的衔接，将有助于促进其融入“网络+节点”的网络化发展格局，吸引全球城市区域的高端要素的聚集，实现乡村地区资源重组与振兴。
图3 城乡空间网络化发展格局示意图
Fig.3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network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随着上海“全球城市”的建设推进，未来嘉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地区”。通过空间、产业、生态、交通协作与区域网络化建设融入，届时城乡要素流动将更加顺畅，城乡将有更多互动与联系。未来乡村地区不单是城市宝贵的生态区、农业区，更承载着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嘉定作为科创中心之一，为市民、为地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生产、娱乐方式的可能性。嘉定乡村地区拥有与城市不同的空间形态和治理方式，大量工业地块与居民点，也可能会成为多元化创新主体发展的空间载体，需要积极探索依托乡村资源优势培育新业态的发展。
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增加人才吸纳能力的重要保障。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已提出“15min社区生活圈”作为营造社区生活的基本单元，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配套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功能与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安全、友好、舒适的社区生活平台（李萌，2017）。乡村地区也应从关注人的需求和设施的可达性，向加快完善城乡一体的、服务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转化。目前，嘉定乡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覆盖率低。乡镇级区域性服务设施多集中在镇区和集镇（社区），但由于交通联系不便，使用辐射范围有限；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行政、邮政、卫生室、文体休闲（三室一场）、信息服务、农业服务、食堂等功能，主要结合村委会综合设置，各村1—2个点，设施建设标准低，现状使用低效，难以满足未来城乡互动、新职能、新人口导入的要求。
在总结嘉定乡村地区用地减量化的现实困境与可能带来地区经济衰落的负面影响，及其所处大都市地区的特殊区位条件下未来空间职能转变及空间网络化、宜居性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五方面策略，建立起减量化要求下对大都市乡村空间进行结构控制、定向优化、实施落地的保障机制。
以“减量化”为目标，实现多部门多规划的对接融合，明确乡村用地的结构性控制要求。结合生态保障、休闲游憩、生产生活功能，实施留白（生态用地） 与建设（居民点、工业用地、重大基础设施用地） 双重管控，优化乡村土地集约利用。一方面，结合在编的《嘉定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规划》，锁定乡村建设用地总量，实现规土融合。逐步核减居民点用地9.5k㎡，保留农居点约15k㎡， 其他建设用地总规模约38k㎡，主要为工业用地、道路建设用地、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及其他设施用地。另一方面，协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嘉定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规划》、《郊野单元规划》、《上海市嘉定区土地整治规划》、《十三五规划》、《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工作安排》，以及基础设施、基本农田保护等专项规划和研究成果，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严控城市开发边界外185k㎡的非建设用地，作为上海大都市郊区重要的生态保障用地，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严格执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线“双线保护”。
在建设用地总量锁定的前提下，结合既有规划与研究成果，提取集建区、三高（高速公路、高铁、高压走廊） 及重大市政设施、基本农田、生态空间、道路交通、市政配套等六方面指标，建立大都市近郊地区村庄发展导向评价体系，对全区村庄居民点进行整体评价，划分为撤并集中村庄、保留村庄以及保护村庄三大类型，明确乡村居民点发展导向和减量化重点实施范围（图4，表1）。
图4 大都市地区村庄发展导向评价体系与分类引导
Fig.4 Rural development-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categorical guidance in metropolitan areas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整理绘制.
表1 嘉定乡村地区村庄分类发展引导策略
Tab.1 Guiding strategies for categorical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in Jiading rural areas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整理绘制.
交通对接，促进乡村地区融入城乡一体的网络化发展格局，实现城乡互动，谋求均等发展机会。一方面，织补城乡主干路网，打通断头路，实现乡村地区骨干路网对接区域高/快速路网，构建畅通的道路交通网络（图5）。一方面，强化公共交通廊道建设，对接区域交通枢纽，融入城乡一体的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网络。在华亭镇、徐行镇、马陆镇东侧、外冈镇西侧和安亭镇西侧等村庄密集地区，沿乡村主路及以上级别道路，规划9条快速公交线路，连接地铁11号线嘉定北站、安亭站和南翔站枢纽3个交通枢纽，并串联乡村地区新市镇、小集镇（社区） 和乡村微单元中心（图6）。
图5 道路网近期建设图（左）
Fig.5 Map of road network short-term constructionmap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整理绘制.
图6 快速公交线规划图（右）
Fig.6 BRT short-term construction map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整理绘制.
以交通廊道引导微单元建设，强化乡村地区“网络+节点”的空间组织模式。结合上海大都市地区网络化发展趋势，突破传统城镇体系规划思路，淡化中心村，构建更加扁平化的镇村结构；在现状村庄分类引导的基础上，结合交通廊道与用地发展条件构建32个乡村微单元，通过交通廊道、公交站点和微单元建设的空间耦合，构建网络化的村庄发展格局。利用该空间组织模式既缩短村庄与城市地区的密切联系，也强化交通廊道上各级公共服务设施的联系与共享，提高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和服务范围。
从人的出行便利、生活服务便捷出发，以微单元为核心，打造三级生活圈层。通过便利的生活圈层打造，提高乡村地区人居品质和增加对于创新要素、创新人才的吸纳力。15min生活圈，乡村居民在步行范围内可到达邻里级基本保障性公共服务设施和田园特色活动空间，并能享受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30min生活圈，通过邻里中心的快速公交到达新市镇和嘉定城区，满足日常生活工作的需求；90min生活圈，村民还可通过快速公交换乘轨道交通到达上海内环，共享大都市国际高品质公共设施、商业设施及公共活动空间，充分体现出作为上海近郊地区的便利性与舒适性（表2，图7）。
表2 大都市乡村生活圈营造
Tab.2 Construction of metropolitan rural life circle
图7 大都市乡村生活圈营造与微单元布局
Fig.7 Metropolitan life circle creation and micro units layout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整理绘制.
以乡村微单元引导乡村地区“微空间”整合，在微单元核心区（以公交站点为中心200m范围） 内引导和推进实施空间优化、设施完善、新兴业态发展，促进农居点聚集生长和自然衰落，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减量化双重目标。
4.4.1 以乡村微单元为载体，实现乡村资源的定向优化配置
以微单元为单位，完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每个微单元中心及包含的自然村分两级“乡村邻里中心——村庄设施点”进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模块化配置（图8）。微单元中心即乡村邻里中心，为整个微单元人口服务，配置内容包括村委、幼儿园、文化活动室、卫生室、综合运动场地、托老所、室内菜场、村民食堂等；村庄设施点，根据实际使用需要，分散设置在各自然村的基础性服务设施，配置内容包括文化活动室、健身点、便民服务点、垃圾收集点、公厕等。设施布点鼓励使用闲置地及198用地改建。
图8 乡村微单元示意图
Fig.8 Illustrations of rural micro unit
资料来源：上海市嘉定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上海市嘉定区城镇体系专项规划，2015.
道路交通系统优化。乡村微单元内实现公交对接区域、汽车便捷入村、慢行注重景观、水上交通体验的多元交通组织。一方面，强调乡村对外联系的便捷性，主路畅通，公交便捷。乡村主路便捷联系区域快速路网，道路断面满足机动化出行需求。村级主路路面宽度5.5—9m，并单侧设置自行车道，自行车道宽2—3m。每个微单元中心附近设置公交站点，原则上距离不超过200m。另一方面，强调水乡田园特色的慢行交通体验。打通微单元中心与自然村的便捷联系，建设具有乡土景观特色和慢行景观体验的慢行道路。利用现状水系，打造以微单元中心为核心联系各自然村的水上交通，增强江南水乡特色和体验感。
引导乡村微单元重点实施村庄环境综合整治。进行水乡建筑风貌控制和整治、道路交通及设施完善、环境风貌优化、公共服务设施补缺、市政设施配套（污水处理、燃气配置为重点） 等建设内容。注重乡村景观营造，实施村口、道路、公共间、宅前屋后空间整治，规范乡村“家具”设计使用。确保嘉定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既保持典型的水乡环境风貌特色，又妥善解决人居环境的综合整治。
4.4.2 微单元创新发展与198工业减量结合，促进低效工业精明缩减
嘉定区198 区域内的工业企业约33k㎡，对于相对集中的198产业，进行产业梳理，保留具有转型和发展潜力的企业，逐步转移至工业园区；对于其他较为零散的产业逐步完成减量。减量化过程中，结合微单元和交通廊道建设，划定减量化地区和重点建设区，兼顾低效用地缩减和产业转型发展。一方面，随着资源配置的定向投放，减量化地区的发展优势和动能弱化，促进产业自发寻找优势区域或业态转型，淘汰低效落后产业，最终实现减量化。另一方面，微单元重点建设区内利用198工业用地，为新兴业态发展提供新功能空间。如保留部分工业用地，适度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形成三产联动，提高农业产值，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依托大都市近郊优势，在保障土壤安全和环境品质的前提下，鼓励工业用地的功能置换和混合使用，将微单元核心区内的198工业用地部分置换为商业服务、田园居住、艺术创作、养老服务等现代服务产业的新功能空间。适度开展工业减量后的集体经济建设用地经营性物业开发，发展休闲旅游、健康养老、文化创意等服务业，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图9）。
图9 乡村微单元内空间优化整合示意图
Fig.9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micro unit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4.5.1 建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机制，统筹协调多层级主体利益
针对农村建设及减量化工作开展涉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部门，建立自上而下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乡村建设工作的开展。嘉定已建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机制，2012年，成立嘉定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简称区委农办），研究制定有关政策，统筹协调全区“三农”工作，为顺利开展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奠定基础。2013年，成立嘉定区“三农”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委农办，形成区级领导挂帅，各职能部门和街镇统筹推进的工作格局。本规划以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区层面的项实施推进，增加分区层面的统筹小组，统筹各片区内的项目实施。
针对地区发展差异性，建立次级区域联盟，有助于协调各级行政主体与政府、企业、开发商、村民多元利益，形成次区域联盟内部及各区域间的有序协调发展（贾淑颖，戚常庆，2013）。本次规划在分析全区村庄发展类型与特色差异性基础上，进行分区划定，制定分区建设引导与控制内容，并建议增加分区统筹工作小组，编制分区统筹规划，在片区内对城乡建设统筹和村庄发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指导不同发展区域内村庄的建设统筹，以分区为平台落实规划建设（图10）。
图10 分区统筹机制示意图
Fig.10 Zon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作者绘制.
4.5.2 以综合项目为抓手统筹建设，实现资源定投与减量优化
以微单元建设综合项目、公交走廊建设示范项目为抓手，统筹各部门建设项目实施计划。以邻里中心为核心，引导优化农村资源统筹建设，形成微单元综合建设项目，统筹各部门项目建设安排和实施时序，共建便利的邻里生活圈。建设项目包括公共服务、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水系整治、村宅更新六个方面，涉及农委、体育局、民政局、卫计委、公交公司、建管局、水务局、绿容局、环保局、规土局等主要职能部门（图11，表3）。
图11 乡村微单元综合项目示意图
Fig.11 Illustrations of rural micro unit integrated project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作者绘制.
表3 乡村微单元综合项目建设统筹一览表
Tab.3 List of overall plans for rural micro unit integrated project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等，2016，作者绘制.
以公交走廊建设为主体，地上、地下、路内、路外建设协同，形成线性廊道建设综合项目包，统筹各部门项目建设安排和实施时序，形成综合项目示范带动效应。建设项目包括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水系整治、村宅更新五个方面，统筹农委、公交公司、建管局、水务局、绿容局、环保局等主要职能部门（图12，表4）。
图12 公交走廊综合项目示意图
Fig.12 Illustrations of bus corridor comprehensive projects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上海市嘉定区乡村建设规划，2016，作者绘制.
表4 公交走廊综合项目建设统筹一览表
Tab.4 List of overall plans for bus corridor comprehensive projects
4.5.3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确保乡村建设公开公正
建立良好的规划宣传与公众参与界面。采用宣传画报的形式对公众宣传，让政府部门、各乡镇、行政村和村民了解乡村建设规划的建设导向，明确减量化及优化调整方向，及与自身密切相关的核心内容。
建立农户和村民组织的参与机制。乡村建设事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应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及村民组织参与农村居民点调整的全过程，逐步建立农村居民自愿参与、村民组织自主管理、农户代表全过程监督的农村居民参与机制。应努力形成“三公开”的机制，即：会议讨论决定涉及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与实施情况进行公开；新建居民点的主要规划指标和实施效果公开；旧村调整和新村建设的全过程公开。凡涉及财产权益的，必须征得相关农村居民集体经济组织内全体农户的同意，不同意不得实施。报有关部门的审批材料要全面真实，充分体现全体村民的真实意愿。
建立多元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通过培育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改变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单中心”治理结构，建立政府与其他公共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公民参与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重点解决农村社会管理组织结构的“进”与“退”，“增”与“减”的问题。原有的庞大的乡镇社会管理机构要“减”与“退”，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管理服务组织要“增”与“进”，鼓励发展村民理事会、农村法律服务等社会组织或团体，并规范其行为，构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
纳入村规民约完善基层治理能力。将规划中涉及村庄建设管制和风貌管控的内容纳入到村规民约中，以成文的规定在村组和村民间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力量。
嘉定乡村地区作为上海城市空间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载的不仅是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在上海未来的发展中，更承担着城乡服务、农林生态、旅游休闲等功能。在城市资源紧约束下，如何既做好乡村地区的减量化发展，又提高乡村的人居环境品质、提振乡村发展活力，是实现上海大都市发展质量全面提升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大现实课题。基于对大都市乡村地区空间发展特征与趋势识别基础上，提出的乡村地区用地结构控制、村庄分类发展、乡村生活圈建设、交通廊道与微单元网络建设、面向多级权责管理的统筹建设机制等建设策略，有效地建立起乡村地区由传统的分散、低效、无序发展转向沿廊道节点集约、高效、有序发展的新路径，以期以决策先行有效引导建设实施，统筹乡村地区的减量化与功能转换、人居改善、产业振兴，从而实现建设上海全球城市美丽新郊区的美好愿景。
贾淑颖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设计五所 注册规划师
李继军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设计五所所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