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集中承载地，它蕴藏着中华优秀的历史文化，通过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叠加，累积了世代厚度，沉淀了多元的文化综合体。
随着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的公布，村落中所承载着的数量众多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随之得到了数据统计，本期数说将通过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大数据与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数据间的对比与分析，解析传统村落里国保单位的地域分布规律，探求不同国保单位与传统村落的依存性。
以大数据的视角透过表象深挖内核，你会感受到村落中的国保亦为一时一地人文精神、文化系统的物化体现。对“物是人非”的参透，对传承延续的期盼，是祖先以不变去应对万变而做出的高明之选，它凝结了艺术的精髓，也成就了古今信仰交织的共生空间。
在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中
山西、浙江、福建三省的国保单位占比较高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属的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对不可移动文物所核定的最高保护级别即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自1961年至2013年，国家共认定了429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中有国保单位54处，约占全国国保单位的1.2%，涉及51个行政村。
从国保单位省份分布来看，山西省第五批传统村落中的国保单位较多，占总量的33.3%；其次是浙江省和福建省，各占总量的11.1%。在湖南、四川、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广东等省份的传统村落中，均存有一定数量的国保单位。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窟寺再到砖雕、彩塑、庙宇壁画，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古迹均分布在全省各地，素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之称。据统计，山西境内存有宋金以前木构建筑106座，占比全国70%以上。
“地上文物看山西”，从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到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等，山西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古文物圣地。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所涉及的山西国保级文物主要有：长治八义镇张家沟村的羊头山北魏石刻群、晋城阳城县大桥村的舍利塔、大桥大庙以及临汾翼城城内村的石四牌坊、木四牌坊、长治平顺县侯璧村的回龙寺、夏禹神祠等。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的54处国保单位，涉及的类型颇为丰富，包括古建筑、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古遗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寺及石刻以及其它类型的文物遗产。其中以古建筑遗存最多，共计43处，占比79.6%，比如福建省三明市田县太华镇小华村的大田土堡群等。
古建筑群是集聚地域特色建筑风格而形成的大体量建筑群体，它是当地历史建筑风格的集中呈现，不仅反映了当地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承载了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营造智慧等。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国保代表
福建大田土堡群和广西马胖鼓楼
在第五批传统村落的国保单位中，福建大田土堡群和广西马胖鼓楼两处国保单位较具有代表性。对于它们的深入了解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传村落统建筑与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间的关系。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说，三明土堡，即福建土堡，始于隋末唐初，历史悠久，千余年传承不变，一直延续至今，意义重大，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大田土堡，在乱世中因军事防御而建，是福建土楼建筑的鼻祖。自南宋以来，福建三明的尤溪、大田、永安等地区就是当时金、银、铁、铅等矿物的产地，百姓生活富足。这种富裕也引来了匪寇的垂涎，土匪抢夺事件频发，百姓连遭抢夺，因此这种具有牢固的防御性建筑---土堡---便在三明应运而生。三明土堡面积大、形制多样、防御性设施强、建筑手段原始，具有极为特殊的建筑风格，是中国乃至世界独有的。
福建土楼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众人所知，但在闽中地区，还分布着一种年代更为久远的防御性建筑土堡，它被誉为“福建土楼鼻祖”、“土楼之母”。也就是说，福建土楼是在土堡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福建土堡主要集中分布在闽中的大田（史料记载曾有大小土堡近千座）、尤溪、永安、沙县等地区。
福建大田县被誉为“千堡之城”，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小土堡近百座，是目前所知的福建土堡类建筑中现存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种类最全的县。如今，大田土堡群中已经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安良堡、芳联堡、泰安堡（广崇堂）、琵琶堡等五座土堡，它们独具建筑艺术的特色性、完整性、系统性，基本代表了大田土堡的建筑风格及营造精华。
始建于宋代的大田土堡建筑，在元代得到了发展，建造成熟于元末明初，盛行于明清。大田土堡在清朝中后期，数量繁多，类型趋向多样化，土堡构筑在强调防御功能设置的同时，又注重建筑装修和装饰，其形式、题材丰富多彩，可称得上是土堡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末民国初，土堡的衍生品出现，除了中大型土堡外，新出现了民居与土堡的结合型，土堡微型化的现象，但强势的土堡防御功能始终没有发生变化。时至民国末年，大田土堡的构筑完全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半封闭式的土木结构---堂屋。太华镇张地村的“德兴堡”建于1947年，前后耗时3年，是目前在大田境内发现的建筑年代最晚的土堡。
大田土堡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形态中产生的以防御为主、居住为辅，集生产、生活、学堂、民俗、宗教等为一体的乡土建筑，它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
土堡集中的大田县，地处山区，在清嘉庆年间，由于经济的繁荣，该县每个村落都有一座土堡。土堡在当地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不同的姓氏都在建筑属于自己的土堡。除了基本功能外，有些土堡是作为集会场所之用，为的是促进村民间的交流沟通。
土堡建造因地制宜而呈现出了多样的类型，有建在高海拔山岗之上的高岗型，琵琶堡即是其中的代表；有建在山坡上的坡地型，安良堡就是代表；也有建在水田中的田中型，如泰安堡；还有与民居结合在一起的混合型，如安贞堡；还有一些小堡型、特异型等。不管是哪种建造类型及工艺，其间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及对自然地理的顺从与尊重，是地域文化的内化及物化体现。
古建筑专家、文博研究员李建军在其著作《福建三明土堡群》中描述到：琵琶堡设计和构筑，将传统的风水理念、音乐理念融进土堡建设中，赋予冰冷的堡垒以文化的谐趣，体现出古人和谐万物、师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法天象地的精神境界，哲学意境深长。
于此同时，福建土堡独特的建筑风格之下也蕴藏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乱世筑土堡”，从土堡中即可读出建堡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和当地人民的抗争过程。土堡建筑既传承了华夏民族特有的聚族而居、讲求风水、追求和谐的主流乡土文化传承，也体现了当地临危生智，灵活的生存智慧和团结的民间力量。
大田古堡、客家土楼、安庆大屋、皖南徽派建筑、北方四合院落等等，传统的村落以家为大，自古聚族而居，如同古堡，它们都是乡土集体精神的象征，也是营建智慧的体现。
广西三江侗乡拥有风雨桥120多座、鼓楼180多座，被誉为“桥楼之乡”。作为侗族村寨的主要标志，鼓楼是侗族的族徽，是这个民族的灵魂。鼓楼在兼具“秉凉亭之清幽，兼宝塔之奇伟”的同时，沉淀出了侗寨淳厚、灿烂的历史文化。
鼓楼是侗族最原始的信仰崇拜，鼓楼在他们心中也占据着十分神圣的位置。在侗族，每个村寨必然至少有一座鼓楼，有的侗寨鼓楼多达四五座，每个房族（近亲支宗）会共用一个鼓楼，村寨集体也会有一座中心鼓楼，这就致使村寨在空间形态由一个或多个呈现中心式“簇群”的组团构成。
三江芋头寨多个鼓楼空间布局土 图片来源《鼓楼建构技术及韧性结构特征研究》 张家亮
鼓楼最早称为“共”（巢之意）和“百”（堆垒之意），后名“堂瓦”（众人议事的公共场所），后来更名“鼓楼”，因楼内置牛皮大鼓而得名。楼中之“鼓”主要是用以传声报信，最原始的功能即是为军事行动“发声”，通过击鼓发出声音作为通报全村寨人袭击强盗或抵御外敌的第一信号，所以，当时的鼓楼是作为“军事岗”作用而存在。
有关学者考究，百越先民在巢居时代就有在巨杉下进行“行歌坐月”的活动，出于此种考虑，最初鼓楼的设计就来自于对巨杉的原始崇拜文化。图片来源：《鼓楼建构技术及韧性结构特征研究》 张家亮
传统建筑的价值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社会的安定及进步促使鼓楼的功能逐渐发生转变，使之更偏向于公共议事空间。村寨的百姓在这里祭祀、议事、歌曲、娱乐、庆典、断案，鼓楼地位由此转变为了村寨的政治、文化、艺术中心，不断创造着适应各个时代的灿烂的侗族鼓楼文化。
在三江的鼓楼群里，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马胖村磨寨屯的马胖鼓楼属密檐塔式鼓楼，是三江境内鼓楼中最大、最壮观、最具特色的一座，也是侗族鼓楼的代表性建筑。它始建于1928年，在历经多次火灾后于1943年重修。1963年2月2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将马胖鼓楼定为全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提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胖鼓楼呈宝塔形，由4根长13米、腰围近2米的大杉木组成长方形支柱，外加小柱和飞檐，层层叠穿而成。楼高15米，长宽11米，共9层。马胖鼓楼简单美观，装饰古朴，楼顶塑有翘檐及象征风调雨顺的千年鹤，更是栩栩如生。
鼓楼前有 4 0 0 平方米的石板鼓楼坪 ,可以举行规模较大的集会和娱乐活动。马胖鼓楼对面建有一座戏台与鼓楼相辉映, 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空间。鼓楼位于村寨的边缘，旁边有古枫古榕，并且临八江河，八江河水流平缓且水面较宽，这与马胖鼓楼形成和谐的互相共存的关系，相互衬托。
建造马胖鼓楼的是一位侗族建筑师雷文兴，在没有图纸和计算仪器的情况下，他仅用一把曲尺和一杆竹笔，便在用半边竹杆做成的“丈杆”上绘图。经师徒12人精心设计与施工，鼓楼最终完成。如今，我们从不同角度向鼓楼主柱和边柱斜穿直套的卯眼和榫头测量，则分毫不差，这体现出了传统营建工匠高超的建筑技艺。
如今，鼓楼在弱化了的军事功能外，又衍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功能，比如鼓楼社区、鼓楼图书馆、鼓楼超市等，在套用原有建筑风格的同时，传统鼓楼又重新释放出了新生活力。
“国保”是对不同历史时代传统物质遗存文化价值及历史意义的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传统物质遗存早已失去了建造时本有的价值和功能，失去了曾经的“繁荣盛景”，但传统村落中的国保单位在实现着价值转变的同时，在历史与现代间构建起了桥梁，在整体文化系统中发挥着新功能和新作用，成为于古于今的联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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